会议综述 “世界历史上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研讨会——-中国经济史学会

2017年6月10日由中国经济学会外国经济史专业委员会主办黄氏女游阴,天津南开大学世界近代史研究中心承办的“世界历史上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研讨会在天津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及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共三十余人参加了会议。

开幕式由外经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南开大学世界近代史研究中心的韩琦教授主持,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任杨栋梁教授致词,他首先感谢各位参会代表来到天津,共同就世界历史上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进行研讨。接着蒋多多,他指出了召开此次研讨会的意义,特别强调了研究近现代世界主要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希望大家通过研讨,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提供“良方”。

外经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倪月菊代表李毅会长致辞。首先她转达了李毅会长对大家的敬意和美好祝愿,并对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给予本次会议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并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接着,会议进入研讨阶段。2017年外经史专业委员会的会员们勤于耕耘与思考,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此次参会的论文只是众多研究成果中的一部分。但从论文研究所涉及的区域和领域上看,又是历次会议论文中涉及区域和领域最广、研究不同语种国家最多的一次。研究的主要区域涉及亚洲、欧洲、美洲的主要国家,涉及经济结构、产业、贸易、金融、移民政策、城镇化及制度变迁等诸多领域。对外文原始资料的运用是本学会的主要特色,此次学者们在研究中充分使用了日语、英语、西班牙语、俄语以及越南语等近现代资料,使研究的内容充实,论据充分。根据与会者提供的论文内容,会议将研讨分为四个主题,“近现代世界历史上主要国家的经济结构转型”、“近代世界历史上的的东西方文化交汇与碰撞”、“近现代世界历史上主要国家的社会转型”、“当代世界经济的开放发展与融合”,每个部分紧密相连、精彩纷呈,体现了历史和现实以及经济理论的完美结合。

一、近现代世界历史上主要国家的经济结构转型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晓教授首先发言,题目为:《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及其影响》。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40多年后,美元地位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提升,“美元体制”成为当今世界难以动摇的国际货币制度安排。人们一直在关注“美国(元)衰落”的话题,但却很少关注或者分析美国(元)霸权是如何维系的,即美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什么变化?

李晓老师回顾了6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的特点,沉淀出重要的历史规律:国家的发展在生产力的物质扩张达到极限时,就会出现金融扩张。美国通过上世纪50-60年代的传统产业竞争来改变或者调整产业发展、贸易不平衡的格局发生的变化,形成了“货币不可竞争”的格局。在此过程中,金融(美元)利益成为美国的核心利益(竞争力)同居损友。中国必须严肃认真地思考:中国安全压力的重心来自何处?如何思考霸权周期“规律”的启示?同时指出现阶段能够尽量避免“美元体系”风险与成本的措施,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张绿水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并非是替代“美元体系”逆回十六夜,而是防范或减少该体系的风险与成本。为此,我们应该重点关注:第一,能否通过结构调整与改革,构建一个内需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成为东亚乃至全球的最终商品市场。第二,能否通过改革,构建一个有利于现代金融业发展的制度框架。第三,能否通过各种政治、经济和外交举措,制定并坚定地实施一种“和谐周边”的地区战略。第四,人民币区域化达成一定程度的发展后,能否与欧元区建立某种形式的深入合作,或者构建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债权人联盟(债券市场)。李晓老师的发言给大家带了深刻的思索和积极的讨论。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外经济史学会会长李毅以《日本的工业化轨迹与工业创新研究:后起者的视点》为题进行了研究,对经历过世界性危机后的实体经济发展进行了反思。目前,工业创新已经重新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并且成为一些国家结构改革制度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如何解释眼前这个发生在互联网时代的事实?后起者的视点可能是一个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的观察分析视角。她认为:如果我们把工业化视作是一个经济体逐步走向现代化的广义历史过程,从历史的维度深入探讨工业创新在一国经济中的位置及其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将便于我们从历史与未来一致性的角度认识日本产业和经济可能的发展方向。日本工业化轨迹与工业创新的研究揭示,与后起者在经济发展、结构转型、新的发展方向选择上的角色相联系,工业创新本质上就是一个内在于工业化及其相关的工业发展进程中的最活跃、最积极的变革性因素。后起国家如果想要跨越贫困和中等收入陷阱,符合国情的、扎扎实实的工业创新能力的培养,是一项不容忽视的课题。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研究员岳云霞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际比较视野下的巴西》为题展开讨论。通过对巴西经济的发展进行了两组对比,即与起点相似的韩国对比以及与资源禀赋相似的澳大利亚对比,对二战后巴西的增长波动进行解释,并寻求以其为代表的拉美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通过巴西与韩国的比较发现:巴西和韩国在经历中等收入阶段的初期趋同后,发展轨迹出现分化,前者长期困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而后者在发展中经济体中脱颖而出,较快成长为高收入国家艾芬兰。两国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对比显示,高质量的增长是确保韩国成功的核心经验富察贵人,而巴西的困境恰来自增长率不足且波动较大猪元帅。在出口导向的外向型发展模式下,两国的这种增长差异源自巴西出口向经济增长传导机制的失灵。为此,巴西实现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支撑,对产业结构和出口技术含量不断升级;应建立畅通的“外需—内需”传导机制,从而形成有效的经济联动增长;应配合以适当的经济与社会政策进行市场纠偏;应为规避中等收入阶段矛盾激化,适时进行调整与转型。

山东大学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张乃丽对《日本“工业反哺农业”之路的历史选择与困境》进行了研究。自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提出后,西方学者就开始探讨包含“工业反哺农业”思想的工农业互动关系理论,虽然“工业反哺农业”的概念在西方经济学文献中并未正式出现过,但其思想却成为许多经济学分支研究的重要内容。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完全竞争均衡条件下,农业产出长期均衡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技术进步和劳动增长率,财政支出增加以及工业部门对农业部门的投资只能通过外生的技术才能促进农业产出增长。

日本较早就完成工业革命,进入到“工业反哺农业”阶段。战后日本历届政府长期以来均重视具有支撑国家战略安全功能的农业发展,推出不同程度的“工业反哺农业”政策。尤其是当今的安倍政权,在“安倍经济学”的新经济增长战略中,他特意添加了对农业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引人瞩目的还有,日本农林水产省于2003年设立了“进攻型农林水产业推进本部”,同年日本内阁府还成立了“农林水产业·地域活力创造本部”并由安倍担任部长。这些措施基本还是沿袭了以往国家“工业反哺农业”之路的一种策略选择。日本“工业反哺农业”之路80年的历史,成效显著,当然也面临一定困难,但无论哪一方面,对日本工业革命之后走出的这一道路的研究将具有一定理论和现实意义,特别对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农村建设与农业发展应该具有参考价值。
第一部分的主持人是山东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的副院长王庭东教授,由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陈建教授进行了精彩的点评。
二、近代世界历史上的的东西方文化交汇与碰撞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张丽教授比较了近代英国和中国对外政策和官商关系的不同。她以《从广州十三行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看中英对外贸易政策和官商关系的不同》为主题,认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广州十三行同是16-18世纪欧亚贸易大规模扩张的产物,并都带有那一时期贸易垄断的特征。然而,二者虽同为贸易垄断组织,但在组织结构,运行方式和经营内容上却非常不同。张丽教授详尽地从组织结构、运行方式和经营内容上考察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广州十三行的不同,并将这些不同与中英两国在对外贸易政策和官商关系上的巨大不同联系起来。她认为中英两国在对外贸易政策和官商关系上的巨大不同造就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广州十三行在组织结构,运行方式和经营内容上的巨大不同,也造就了二者不同的商业成就和命运归宿,以及中英两国不同的国家命运。英国东印度公司为英国获得海外霸权和国家崛起做出了巨大贡献,并在国家崛起后失去存在意义,最后被解散;广州十三行曾在一定时期帮助清政府应付了中外贸易急剧扩大的巨大压力,也为朝廷提供了一定的财富,为自己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但行商们一直是在中外挤压下苟存,清朝廷对中外贸易扩大的权宜性应对政策和其对行商的限制压迫是行商最终破产失败的主要原因。

日本九州大学特别研究员童德琴以近代日本的人参出口为例研究了《明治前期日本的人参输出及其产业的形成》。她指出:日本原不产人参,但是作为一种常用且贵重的药材,人参在日本国内的需求一直存在。江户初期,为了避免进口人参以及其他药材而造成的白银等贵金属外流的问题,幕府就开始了一系列的尝试,企图实现进口药材的国产化。其中人参的栽培直到德川吉宗(1684~1751)时代末期才取得成功,并在全国推广,称为“御种人参”,成为日本产人参的起源。日本的人参栽培成功后,幕府采取了奖励栽培的政策,使得人参的生产扩大,不仅供日本国内使用,还通过当时的贸易机构“长崎会所”出口给中国。但是作为特产物品,幕府对人参的栽培有着严格的控制,当时的出口数量还未达到大规模的程度。进入明治以后,由于幕府的废止,其对人参的生产、贩卖限制也随之消失,日本的人参生产开始急速扩大;另外,新政府采取了“殖产兴业”、“直输出”等贸易振兴政策,使得人参出口的渠道也进一步扩大。而与此同时,中国作为传统的人参消费大国,本国市场的人参供给却持续下降,价格不断攀升,日本一跃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人参类药材的供应者。因而,人参贸易对当时中日双方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童德琴通过对明治期日本产人参的出口情况进行分析,阐明当时日本传统汉方药业及其经营在向近代企业转型的过程中的相关影响因素和政治、经济制度的联系。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教授雷鸣研究了中国近代山东省的一个和国外宗教有关的案例娘子媚乱天下,通过对此案例的量化分析,深入剖析了在社会经济转型时期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的显著影响。他的论文《新教、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一个基于山东近代新教传播和经济发展的制度分析和实证分析》主要内容是::制度影响了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而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雷鸣教授认为非正式制度对于正式制度有着显著的影响,能够通过正式制度对于经济产生显著作用,单一的正式制度变革如果没有非正式制度的支持和配合,可能产生较高的运行成本和监督成本,而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和谐统一制度结构中,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文章通过典型的非正式制度——宗教来作为工具变量,以制度作为自变量,分析发现,山东基督教新教活动频繁的地区有较好的产权保护、较高对外开放水平、更多的私人投资和高效的政府服务等,这些都对经济发展有显著的提高作用。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刁莉主要研究了《18-19世纪结构变革中的中俄商品贸易发展》。中俄之间的贸易历史悠久。在清代,中俄贸易有了新的进展,一些通往欧洲大陆的新通道逐渐被打通,中俄商品贸易进一步发展。
18世纪前,俄国的经济实力明显弱于中国,但是随着俄国边疆贸易的开拓,俄国经济发展逐渐赶超中国。这其中当然不仅仅是贸易的因素,但不可否认边境贸易的发展使近代中俄贸易格局出现分水岭,中国由商品输出大国逐渐变为原料出口国,俄罗斯由进口商国变为原料进口国和商品输出国。刁莉教授基于18-19世纪边境贸易发展的视角,从根源上去探讨近代国家经济发展的原因。由于自然资源的不同,两国的要素禀赋也不尽相同,在传统贸易中决定交易的仍然是互补型的贸易商品,长期的贸易关系满足了两国民众的需求,也使边界一些小镇及区域出现了繁荣,商品流通推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中俄贸易的开展对于国家财政乃至俄国工业革命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中最重要的是俄国较早的确立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也促使近代俄国社会产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俄国工业化开展的结果就是内部社会制度的变化,这种制度的变化、近代的贸易发展有自己独特的特点,这对当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仍然有借鉴意义。

第二部分由吉林大学李晓教授主持,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珏作了精彩的评论。
三、近现代世界历史上的社会转型
第三部分由南开大学近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韩琦开场。韩琦教授长期进行拉美方向的研究孪生公主记,不但西班牙语、英语流利,对拉美问题的研究也非常深入。他主要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丁美洲城市化转型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拉美城市化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了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人口流动模式由城乡流动逐渐转向城市之间的流动以及国际移民的增加;第二,不同类型城市发展呈多元化趋势,城市体系趋向平衡;第三,城市内部空间发生了由两极分化现象向“碎片化”趋势的转变;第四,城市非正规经济成为常态,社会和环境问题突出。这种转变的原因主要在城乡人口结构的表动;经济增长长期低迷;新自由主义改革和全球化效应的影响。这种转变不仅意味着拉美城市化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也表明了拉美城市的独特性。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林珏研究了《美国移民政策的演变及经济影响》。林珏教授由美国颁布“禁穆令”谈起,梳理了美国移民政策的发展历史。她对美国的移民政策演变作了深入的研究,然后以史明鉴,对当今的奥巴马新移民政策的实际意义进行分析,用以说明特朗普移民政策的弊端。如何看待移民的贡献,是将移民视为给美国安全带来隐患、夺走美国人就业机会的人,还是给美国经济带来活力、创造就业机会者?她认为移民给美国带来了不同的观点;移民工作更加努力,硅谷没有移民肯定不能达到全球标杆高度;移民为美国教育、培训、卫生、环境方面提供了大量慈善资金;认为美国不应该关闭边境,减少竞争,只有开放边境才能使竞争更加激烈。从财富500强企业看,有四分之一企业是由移民或移民后代创立的,这些公司为数百万美国人提供了就业机会,换言之,移民为美国人带来了机会。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陈建教授探讨了“日本近现代城镇化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日本是个岛国,面积狭小,人口密度高,自然资源匮乏,但是在这样不利的环境下神武雨霖铃,城镇化发展神速,仅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就达到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当的城镇化水平,可谓创造了“东亚奇迹”。他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日本的城镇化发展与工业化同步,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创造了独特的“都市圈”发展模式,同时政府在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宏观调控作用。

日本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使得日本经济快速发展,在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较好的处理了工业和农业,工人和农民,城镇和农村的关系,使其在发展过程中相互促进,处于一个良好的循环系统中,形成了独特的“日本城镇化模式”,显示了日本城镇化独特的特点。日本独具特色的城镇化模式给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量,日本的城镇化发展是和日本的政治经济状况紧密相关的,如此成功的城镇化模式也给我国带来了良好的启迪。
第三部分由海南师大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田中景主持,岳云霞研究员作出了精彩的点评。
四、当代世界经济的开放发展与融合
山东财经大学国际经易学院副院长王庭东教授的发言题目为《中日韩自贸区“轮辐”效应研究——基于要素集聚及产业视角的分析》。

随着东北亚经济一体化地不断深入发展,中日韩之间构建自贸区已经成为发展趋势贝齐库尔,而自贸区的“轮轴-辐条”效应也越来越受到关注。通过比较中日韩的要素及产业优势,并运用GTAP模型模拟分析中日韩自贸区的“轮辐”效应,研究表明:(1)在宏观经济影响方面,以中国为“轮轴”的自贸区在GDP、进出口等方面能够提升中日韩自贸区的整体经济水平,而且福利水平提升得最为明显。(2)在各国或地区产业部门的产出变化方面,中国的产出主要集中在谷物和作物、纺织及制衣业领域,日本则是重工业领域,而韩国是畜牧业和肉制品、加工食品、纺织及制衣业等方面,这体现了三国在产业上的优势互补,这也是自贸区形成的基础和保证。中国在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应该积极构建以自身为“轮轴”的自贸区体系。
海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田中景教授讨论了《日本应对与美国贸易摩擦的策略及其经验借鉴》。自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汕大百事通,日美之间贸易摩擦经历了由迅速激化转为逐渐平息的过程。整部日美贸易摩擦的历史,基本上是日本不断做出妥协让步的历史。日本为了缓解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大体上采取了如下三种策略:即自动限制对美出口;扩大在美国当地生产;促进美国产品进口。在日本应对贸易摩擦的过程中,以半导体为代表的一些产业逐渐失去竞争力,也有一些产业如纤维等化摩擦为动力,通过技术创新获取垄断优势,使竞争力得以增强。特朗普上台之后,日美贸易摩擦波澜再起。究其原因与上世纪后半期的贸易摩擦如出一辙,从日本方面来看,日本企业的产品出口过于集中在美国,而且出口增长势头迅猛,致使日美贸易不平衡加剧;从美国方面来看,日美贸易谈判是美国政治的延伸,深受美国大选的影响。日本纤维和汽车产业应对贸易摩擦的做法非常值得中国借鉴。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刘绮霞教授研究了《20世纪50-70年代日本中小企业的转型与现代化发展研究》。她认为:中小企业现代化是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核心内容之一,日本中小企业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政策体系、法律法规以及实施路径对我国中小企业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首先分析了20世纪50年代日本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和中小企业的发展状况,指出了中小企业现代化发展对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然后阐明了60年代“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实现中小企业现代化的具体构想、制定的重点对策和相关法律法规、并重点剖析了其实施路径;最后,分析了70年代中小企业在基本实现现代化后在缩小与大企业的差距、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高企业经营绩效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效,意图为我国中小企业现代化发展路径的选择提供依据。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倪月菊研究员以《一带一路与中国企业走出去》为题进行了演讲。她的演讲围绕着四个问题展开。一是中国企业为什么要走出去?二是“一带一路”给中国企业带来了怎样的机遇?三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风险有哪些?四是中国企业“走出去”该怎样布局?她认为在我国其他走出去的过程中,应针对不同的市场进行差异化的战略选择,依据自身的优劣势、发展阶段,根据各个国家和区域市场的特点,在贸易、直接投资、并购和联盟等发展模式中进行选择。
第四部分由南开大学教授雷鸣主持,上海财经大学的林珏教授作了精彩的点评。
最后外经史委员会的副会长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王珏教授进行了精彩的点评与总结。她说,此次研讨会非常成功,与会者从四个维度,深刻剖析的世界历史上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及其借鉴意义,历史与现实完美结合,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目的。希望外经史专业委员会的会员们继续努力,把我国外经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本次研讨会以当代世界主要国家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历史轨迹做主线,由历史的发展及演进到今日的一带一路,都有清晰的思索脉络和发展的轨迹。与会人员惜古论今,会议上产生了一次次的思维碰撞,让大家更加清晰的看到过去的经验、今日的借鉴和未来的发展前景。会议在热情洋溢的谈论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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